不过，按照天贼所的专家汪三公子的主张，这恰好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按照他的理论，什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统统的都可以丢掉东洋大海里去，土地都拿来搞建设，搞工业，搞经济作物种植。只要我们有钱，还怕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人家不卖粮食给我们了，那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惹得人家生气了。

但是，他所描述的这套做法，早在几什么有了积极性，产量翻几倍得话。积极性当然重要，但是你再积极也是去伺候庄稼的仆人，忘了这点，庄稼可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那响亮的耳光说来就来。

1984年全面取消人民公社并且在建国35周年国庆游行上高举包干到户好的牌匾，可惜第二年全国粮食减产7.44。你前脚摧毁了各级农村基层组织，把集体掌握的农机具，牲畜一股脑的都给分配了，姑且不说这个过程中是否有腐败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发生，将集体生产重新变成了小农经济，然后美其名曰是进步。可是不想想，从集团作业一夜间变成个体劳动，抗风险能力和经营成本的巨大变化会坑死你的。一窝蜂似的生产导致的谷贱伤农类事件好像都看见过不少。那个阶段农村的演变情况，曾经在央视黄金时

间播出的电视剧《苍生》里有很详细的描写。不过，建议大家去看看浩然的原著，里面的描写更是能医治头风。呃，好像最早搞包产到户的那个村子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贫，还在靠着典型光环过活。

当年某些人一边吹嘘积极性，一边停止了水利投入，甚至拆散了自行发展水利的组织。结果，你牛逼吹的再响，也改变不了顶在荆江一线的是被评价为三七开的那个人在世时期修建的大堤的事实，最恶搞的是，连最后的荆江分洪的底牌，都是开国领袖建的，那些人干的事情是，把分洪道挤占挪用，搞得大堤上拿着喇叭给大家鼓舞士气，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最高领袖一身得冷汗。万般无奈之下，还是开国领袖留下的军队挺身而出，甚至打出了这里就是上甘岭得标语。

幸好，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荆江一战，到底还是打赢了，一如积尸如山的上甘岭。但是最高领袖是真害怕了，这么搞，怕不是要变北面的邻居毛熊？要知道，毛熊可是我们的好老师，连怎么死，死后是个什么下场都告诉我们了。怎么办？接着吹？最终，最高领袖和继任者决定向主席投降，您老人家说的对啊。最终，进入新世纪后，国家不但免去了皇粮国税，更开始投入巨资重振水利，不仅重修水库水渠，还建立了监测站。

尤其是近些年，新农村，家庭农场，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土地集约化经营，最高领袖更提出了中国的碗里必须装着中国的粮食，同时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抓农村工作，恢复农村基层组织，这才渐渐的补上了当年的缺口，让我们不至于被白头鹰掐着脖子问还想不想吃饭了。

哦，似乎又扯远了。我们还是把注意力转回到这个时空吧！

在原本的历史上，因为多熟制的发展和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进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明清之际的农业无论是从总产，还是单产，以及所养活的人口总数来看，都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水平。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但是，随着江南的城镇化发展，手工业工场的大量出现，稻田的人均面积还是不断的缩减。据史料记载，从明后期到清康熙二十年前后，杭州府水田面积减少30顷，湖州减少了79顷，嘉兴减少了1354顷，其中石门县田减少了1451顷。与此同时，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结果是人无耕地的占有量下降，从洪武年间的人均三亩多稻田，渐渐的变成了不到两亩。减少了接近三分之一。

特别是李守汉开始有意，甚至是恶意的向江南大量出售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以来，江南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更是每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锐减。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桑树林，一座座的机坊。每天，江南各地州县市镇上所需要的日常粮食油料盐巴酱醋等物资消耗，都是由在河道里往来穿梭的大小船只，在河埠头将船舱内装载满满的压得吃水线快到了船舷的粮米包，菜油坛子，让那些码头上的苦力们喊着号子搬运到库房之中，然后通过一间间买卖铺子，发售到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这些粮米油盐等物，绝大多数来自于吴淞口和杭州湾。江南，已经在李守汉有意识的操作下变成了一个粮食七八成都依赖于进口的地区。嗯，这个比例基本上和现在的南棒子国一样。不要说三八线北面的那几千门火炮把汉城变成一片火海，单单是港口航道附近出现了小型潜艇，那些运输粮食肉类的货轮又有几个还敢冒着生命危险进港卸货的？他们又不是苏联红海军，能够冒着生命危险顶着连天炮火冲进斯大林格勒的港口。所以说，真要是三八线上再起炮火，南棒子那群整容货们最害怕。不过也没关系，人家讲究的是身土不二，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吃非本土出产的农产品的。